近年来，公众们对于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担忧又卷土重来了，他们担心这些技术的发展最终会给自己带来一个失业的未来。这场争辩是Carl Benedikt Frey和Michael A. Osborne引起的，他们认为全美47%的工作会遭到计算机的威胁。

　　这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引发了一系列的研究，人们发现在其他欧洲国家，计算机威胁工作机会的风险也存在着。这些研究通常只专注于工作的等级，却忽视了大多数职业都涉及所谓“多项捆绑的任务”，其中有很多是难以自动化的。因此，这些研究可能高估了工人在自动化浪潮中可能会承担的风险。

　　例如，在Frey和Osborne的研究中，簿记，会计以及审计职位有98%的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自动化所取代。然而，这个行业中的大多数职员在完成工作任务的时候，不能缺少面对面的交流，这一点自动化是不太可能达成的（或者说需要付出非凡的努力和高昂的成本）。

　　在最近一项对OECD经合组织的研究中，我们分析了在特定水平上工作任务的异质性，重新评估可以由机器替代人类工作的份额。为了这项研究，我们采用这21个OECD国家中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职位信息（由PIAAC数据库提供的工人水平）。我们的研究发现，当考虑到工人们个人所完成的实际任务时，工作的自动化程度是相当低的。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经合组织国家的工作只有9%左右都是自动化的。自动化的工作份额视国家而变，在韩国是6%，在奥地利是12%（见图表）。这些差异与以下因素相关：工作场所的组织、国家先前对自动化技术的投资、以及工人教育程度的不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受低等教育”的工人比所谓“低质量工人”面临自动化大潮时，更容易被取代。因此，“受高等教育”工人比例较低的国家，通常有较大的“自动化潜力”。

　　这些统计结果是否对新兴经济体适用，还值得商榷，因为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通常并不先进。假设这些国家要赶上发达经济体目前的技术水平，那么相反的，过去在发达经济体所发生的技术变化，可以为更多新兴经济体的潜在发展提供信息。

　　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工作威胁，从这个角度看似乎也不太明显了（比起被广泛引用的Frey和Osborne的自动化研究应用方法）。但是，即使是我们得出9%的数字并不高，它也足以令人担忧。它表明，每十名工人中，就有一人的工作将会被机器或机器人接管。然而，估计出来的“就业风险”比例，并不等同于实际或预期的就业损失，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由于经济、法律和社会的障碍，新技术的应用将会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举例来说，尽管自动化驾驶有着巨大的潜力，企业在开始实施他们的自动驾驶经营战略之前，新技术需要克服各种困难。这也涉及到各种额外成本，以及数字技术的新挑战（如数据和网络安全）。此外，新技术可能会面临法律和道德上的挑战，如在无人驾驶汽车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不愿意转让“道德决策”的主动权。同样，在医疗保健服务或服务业，机器也无法成为一种合适的替代方案（尽管存在技术的可能性）。

　　其次，即使引入了新技术，工人们通常会根据不断变化的技术趋势做出调整，专注于那些机器不能执行的任务。原因在于，新技术固然可以替代人类在工作上的某些任务，但它们通常是补充性的角色。因此，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工人可能会执行不同的任务，而不是成为失业者。

　　事实上，现有证据表明，工人越来越多地将工作时间从日常的普通工作（例如阅读，写作）转移到非常规任务（例如创造性，认知性的工作），这些工作难以自动化，自然也就难以被取代。这意味着，未来工人们那些“单调性”和“重复性”的劳动将会被更“多才多艺”和“愉快”的工作取代。

　　第三，技术变革还会产生额外的工作，它将产生对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并提高采纳新技术的公司的竞争力。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自千禧年以来，欧洲的“计算机化”和“自动化”让劳动力需求效应呈现出“净增长”的趋势。虽然技术革新确实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劳动力，但它所产生的“劳动力节约效果”，远低于消费和生产增长所产生的额外劳动力需求。根据研究，劳动力在最近十年里一直在与机器“良性竞争”而非“恶性对抗”。

　　未来工作的经济前景可能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悲观。要知道，自动化和数字化不可能破坏大量的工作。更有可能的情况似乎是，相比前几十年，工人们的工作场所将有所改变，也需要不同的技能与工种。然而，在数字变革中，低水平工人可能会面临更难以调整适应的挑战，比起高素质工人，他们的工作更容易被自动化所取代。

　　这个特征在我们研究样本的所有国家中，都出奇的一致。从政策角度来看，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确保低水平工人应对不断变化的技能需求。然而，在新兴经济体中，技术变革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技术储备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