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苹果新品手机销量低迷成为业内热议的话题，而伴随着这一波跌势，与之同休共戚的鸿海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有报道指出，鸿海近期股价出现了暴跌。

数据显示，今年鸿海市值累计下跌40％，自金融危机复苏后的五年时间内，这一波跌势也让鸿海首次跌破了万亿台币的关口。下跌之势如此迅猛，就连郭台铭也无法安然稳坐。消息刚出来不久，他就亲自站出来回应：“有传闻说，我们会裁掉大约10万个员工。实际上，我们并不会这样做。至少到明年1月前，我们的业务发展势头会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

话虽如此，在手机、PC等3C电子产品市场整体疲软的态势下，作为一流的消费电子产品零部件供应商，鸿海不可避免要受其影响。

鸿海的困境

在大陆，鸿海的名气远不及旗下最大的子公司富士康，因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手机带来了智能手机行业的革命，在全球智能手机飞速膨胀的需求背景下，富士康承接了包括iPhone、iPad等电子产品的代工业务，也因此被众人熟知。

多年下来，作为苹果最大的供应链厂商之一，尽管获利最多，但与其他大大小小供应链厂商相同，富士康还是逃不开生活在产业链底层的命运。因此对于它们而言，当下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一样的：如何将上游公司的衰退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弱化到最小？

其实富士康不仅仅是苹果的代工厂，同时还是全球很多一流电子产品的代工厂，作为巨无霸级别的制造巨头，它的技术实力毋庸置疑。但是代工费利润薄如纸，富士康的工人辛苦工作，却薪酬寥寥，此前的“血汗工厂”也由此而来。

以iPhone举例，尽管其大部分的零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但由于产品设计、软件开发、产品管理、营销和其它高成本功能主要是在美国本土完成，所以苹果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富士康虽然在苹果供应链成本中占到4成，但最终利润仅有可怜的2％左右。

以代工为主营业务，富士康终摆不脱“头部厂商”沉浮带来的困扰。

大牌兴衰，代工的福与祸

首先明确一个概念，我们口中常说的代工厂（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指的是原始设备制造商，它的职责就是负责加工和生产品牌公司设计和研发的产品。

最初，因品牌公司需要将自己的品牌附加值最大化，这样的代工模式就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流行开，而后因为当地人力成本的持续增长，代工厂则纷纷转移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东南亚及南美等劳动密集和欠发达地区。

代工模式本身并不赚钱，有行业分析师就曾明确指出：“真正赚钱的公司只有两种，一种是提供品牌的公司，另一种就是技术的拥有者。”但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电子产品发展迅猛，中国大陆政策优惠，人力成本低，诸多因素为代工厂的发展营造出了良好的产业环境，郭台铭因此顺势创办了富士康。

从1988年“富士康海洋精密电脑插件厂”在深圳诞生开始，在随后20多年里，它几乎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成长。也是从电脑制造业崭露头角开始，富士康中国大陆工厂的规模急速扩大，业务量迅速达到了全世界台式电脑总量的四分之一。富士康也以此为契机成功跻身电子代工新兴企业，并深入到电子通讯设备制造的方方面面。而后，苹果作为最后一位推手，终将其推上了世界上最大代工厂之一的位置。

代工厂并不赚钱，但时代的环境成就了富士康，从PC时代到移动时代这连续的二十余年，依赖规模效应，富士康依然收获颇丰。期间，为了更好的盈利，富士康也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和服务一流客户等营业模式。而作为一家代工厂的老板，郭台铭在30岁时就想过生存之道：“只与世界上一流的大厂做生意，只有紧跟着一流客户，才能学到更多，突破自身的发展。”

不难看出，当时的郭台铭是想着曲线救国，一边帮大厂做代工，一边研发自己的技术，至今他也是坚持如此，但事不如人愿，当富士康体量渐大时，要兼顾好上游企业对公司的影响和公司顺利转型两件事，其实并不容易。苹果销量低迷对富士康股价的影响就是例证。

据报道，在苹果新品出现销量低迷后，富士康随之股价暴跌。为了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富士康表示计划在明年削减29亿美元运营成本，裁掉大约10％的非技术员工，其中仅iPhone组装部门，富士康就准备削减大约9亿美元的成本。随后不久，新的消息又透露，富士康集团在美国的两家公司计划在未来三个月之内裁减155名员工。

尽管富士康将这次大规模裁员事件解释为“费用检视”，但不容置疑，作为苹果产业链上的下游企业，曾借苹果赢得一定的利润，这次也难逃池鱼之灾。

生活在产业链底层，转型成唯一救命稻草

这一次事件，因受波及，鸿海（富士康母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受害”代表，但郭台铭早就深知代工模式的利害，他也不曾停止过为鸿海的大转型铺路。

2016年轰轰烈烈的夏普收购案就是郭台铭极力转型的最佳印证。鸿海起步于七十年代的台湾，那是整个台湾电子行业开始大发展的年代，虽然其历史没有夏普来的久，对外形象也没有夏普来的光鲜靓丽，但它是全球3C（电脑、通讯、消费性电子）代工领域规模最大、成长最快、评价最高的国际集团，集团旗下公司不仅在台湾、香港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更囊括了当前台湾最大的企业、捷克前三大出口商、大中华地区最大出口商、富比士及财富全球五百大企业，及全球3C代工服务领域龙头等头衔。但想要收购百年老企夏普，这对鸿海来说并非易事，也因此，当年的收购可谓是一波三折。

鸿海与夏普的接触最早开始于2012年，一年后，双方签署合作协议，鸿海以每股550日元的价格收购夏普约10％的股权，成为其最大股东。随后，夏普出现业绩恶化，鸿海集团深受影响，两人开始在合作和业务发展上出现分歧，一度分分合合。直到2015年，鸿海决定收购夏普，在多次出价协商后，它将收购额加码至7000亿日元，报价达到日本竞争对手的两倍，并于2016年完成收购。

当时，鸿海执行收购是坚决的，郭台铭不仅承诺保留夏普品牌和不裁员，还放弃变更管理层。而这种强烈收购的背后正体现了郭台铭想要从产业下游往上游迈进的强烈转型意愿，背负着“血汗工厂”的骂名，却还要承受大陆工厂的用工成本和管理成本的不断攀升，转型确实迫切。

不难看出，鸿海收购夏普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获得夏普的液晶显示技术，鸿海一直有计划在中国大陆建设液晶面板工厂。显示屏是目前电子设备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毛利率也要比代工来的高的多，而且目前鸿海几乎统包了电子设备的所有组装部件，以及连接器、金属机壳、印刷电路板及触控面板等关键零组件，但独缺手机面板这一块，此举可以迅速完善填补鸿海在代工产业链上的最后一块版图，这也是鸿海如此钟情于显示屏技术的原因。

不出所料，收购至今两年里，夏普确实成长为鸿海最大利润来源。数据显示，2017年，夏普全年获利，盈利暴增9．6倍；在2018年上半年，得益于显示面板等部件，其运营利润也是持续走高，同比增长达45％。

收购夏普，进可以议价苹果，退可用于供应终端，与原有的代工业务相结合，深造产业链，郭台铭为鸿海的转型着实下了一颗好棋。

尽管如此，这一次苹果销量低迷和手机市场的整体疲软让代工厂出身的鸿海依然受累，对于郭台铭来说，加速转变业务也确实更为迫切了。

最后

对于这一次的产业大波动，郭台铭却也不是没有准备，这一次它一边裁掉非技术岗位，一边坚持研发投入，可见其转型决心的坚决。

类似鸿海，任何生活在产业链底层的公司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但不同于鸿海的是，很多公司没有这样的体量和财力去通过收购来获得新技术和市场份额，但有一点，一如郭台铭所坚持的，自己研发产品以丰富公司业务形态来平衡代工的被动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