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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 之战

2020-07-15
作者:张静波
来源:华商韬略
关键词: EDA cadence A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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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华为EDA被断供,到哈工大MATLAB被禁用……中国工业软件受制于人的局面,让人扼腕叹息。

  但20多年前,几个华人却差点改写了这个行业。

  1995年8月,Cadence公司的EDA软件工程师杰夫·马克汉姆例行拜访客户,却在对方电脑上看到惊人的一幕:在屏幕右上角,有一处微小的图形未对齐。

  那是几年前,他和同事编写Cadence的EDA软件Cell3时,无意中产生的错误。而客户展示的,却是竞争对手Avant!公司正在交由其测试的最新版EDA软件——ArcCell XO。

  杰夫的这一偶然发现,揭开了硅谷历史上最离奇的一桩商业纠纷案。

  EDA,即电子设计自动化,是一种工业软件,可帮助芯片设计师完成从前端的构思、模拟到后端的布局、绕线和验证等工作。

  上世纪70年代之前,电路图都是手工绘制,不但费时费力,还容易出错。

  70年代末,随着晶体管越来越小、越密集,手工已难以胜任,EDA软件应时而生并快速商业化,诞生了一代又一代行业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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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90年代,已有Synopsys、Cadence迅速崛起,分别垄断了前端和后端市场。

  尤其Cadence,在CEO乔·科斯特洛的带领下,只用四年做到行业第一,风光一时无两。

  但就在科斯特洛人生得意时,厄运却一次又一次袭来,并且都与Avant!有关。

  先是1991年,四名华裔工程师离职创办了Avant!的前身ArcSys,两年就做出了一代竞品——ArcCell。科斯特洛一直怀疑对方盗窃代码,却苦于找不到证据。

  之后的1994年,最得力的干将也背叛科斯特洛,加盟ArcSys,并帮助后者迅速腾飞,实力直逼Cadence。

  从这个意义上讲,杰夫对ArcSys的发现,让科斯特洛找到了出一口恶气的机会。但同时,也揭开了其内心深处,最不愿触及的一块伤疤:

  他,本来是有机会扼杀这一切的!

  1992年底,ArcSys还羽翼未丰时,科斯特洛找来芯片设计部总经理,人称“悍将”的徐建国,让其组建B团队,狙击ArcSys对Cadence的进攻。

  “他最喜欢的书,一直是《孙子兵法》!”多年后,科斯特洛回忆称。

  尽管徐建国对此并不认同,说自己更喜欢诗和远方,但他确实熟读兵书,并喜欢军队作战的方式。

  在Cadence,徐建国以作风粗暴著称。

  为了闪击对手,他在刚组建的B团队,发起了一场代号“AK-47”的活动。英文叫kill Arcsys within 47 weeks,意思是,47周内杀死Arcsys!

  据其手下弗洛门霍夫说,徐有一天走进他的办公室,在桌上放了48颗子弹,然后说:“如果你失败了,最后一颗就留给你。”

  为达成目标,徐一方面在技术上对Arcsys保持压制;一方面频繁走访叛变的客户,想尽办法策反他们,让他们重回Cadence的怀抱。此外,他还派人暗中调查Arcsys工程师的移民身份,一旦涉嫌非法,立即向当局举报。

  在徐建国的打压下,刚出生的Arcsys风雨飘摇,1993年销售额170万美元,亏损却达220万美元。

  “打A”大业眼看胜利在望,但堡垒却从内部开始坍塌。

  徐对外秋风扫落叶,对内也是“杀人如麻”,动不动就解雇手下。其粗暴作风,在公司内部激起强烈反弹。

  终于有一天,他和芯片设计部另一位高管吉姆·所罗门,因手下工程师的汇报归属闹掰了。

  吉姆·所罗门,那可是业界大佬,更是Cadence的前身——SDA公司的创始人。两人不可和解的冲突中,亲自提拔重用徐的科斯特洛,站在了所罗门一边。

  更令徐建国无法容忍的是,科斯特洛还雇了一个局外人来负责领导他的部门。

  沮丧的徐建国,因此萌生退意。

  他对科斯特洛说,自己心灰意冷,甚至不想在这个行业干下去。1994年3月的一天,在Cadence公司的总裁办公室,徐建国最终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

  力量的天平,在那一天开始反转!

  多年后,科斯特洛乃至整个Cadence公司,都为这个反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你要去哪里?!”接到徐建国辞职信的科斯特洛,仿佛被一枚沙皇氢弹击中,震惊不已。

  “不知道,先去海滩修养一段时间。”徐的回答轻描淡写。

  但科斯特洛内心的焦虑却丝毫未减,因为,徐,那可是出了名的“狠人”。

  ▲徐建国(左)与科斯特洛(右)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徐曾在纽约边打工,边申请学校,几个月时间刷了1000多个马桶。之后,他直奔MIT的教授办公室,逐一毛遂自荐,最后被录取。

  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超强的企图心与推销员特质。

  科斯特洛犹记得,1983年初,Cadence公司的一次团建活动,要求每位高管画一幅自画像。徐建国迅速画出一只飞向远方的大鸟,粪便跌落一路。

  “我一直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并且我倾向于在身后留下痕迹。”

  果然,几天后,最坏的消息就传来:徐建国宣布就任ArcSys公司总裁兼CEO。

  原来,消息灵通的Arcsys,在得知徐建国遭遇不快时,就已向徐伸出了橄榄枝。彼时,他们已被徐和Cadence一连串碾压,几乎推到绝境之中。

  把徐请到自己的阵营来,被他们视为最后的翻盘机会。

  “这就是你说的海滩?”得知消息的科斯特洛怒不可遏。他先是打电话质问徐,之后,又紧急约见Arcsys的一名董事,威胁要提起诉讼。

  尚在襁褓中的Arcsys哪经得起恐吓,乖乖坐下来谈判。

  经过三个月磋商,双方签署了一份保密和解协议:徐可以担任Arcsys公司CEO,且不受盗窃商业机密的指控。前提是,年内不许再从Cadence挖人。

  有了这份协议,徐建国开始“肆无忌惮”地招兵买马,扩张势力。

  EDA工具门类繁多,保守估计也有几十种。许多初创小公司,往往只做一两种,然后伺机卖身给大公司。徐建国却有着不一样的野心:他要做Cadence、Synopsys那样的集大成者。

  为此,他开动战争机器,以三年许可模式,取代传统的永久许可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客户成本,迅速赢得市场。短短一年多,Arcsys销售额就激增六七倍,并扭亏为盈。

  1995年,Arcsys还成功上市,并与做验证技术的ISS合并,更名为Avant!。

  有了更多资本的徐建国更加势不可挡,先后发动十几起并购。合并后的Avant!,再也不是昔日吴下阿蒙,而是咄咄直逼Cadence,并已严重危及其地位。

  最令科斯特洛无法容忍的是,徐竟然如法炮制之前的策略,在Avant!发起了代号“JFK”的运动,并组建“K团队”。

  Cadence认为,JFK代表杀死Cadence的旗舰产品Cell3,但徐予以否认。

  不仅如此,徐建国还私下密会Cadence的核心员工。

  他当然不会只是见见老朋友,徐的这一手,彻底激怒了科斯特洛!

  1994年9月,Cadence最有才华的工程师之一米奇·伊古萨,突然提出辞职。

  尽管科斯特洛极力挽留,并承诺提供100万美元奖励计划,但伊古萨去意坚决,而且在走之前拒绝了签署保密协议。

  伊古萨手握Cadence的核心机密——FRoute和QPlace,那是一种全新的布局布线技术。

  科斯特洛因此如临大敌。伊古萨一走,他就立刻派人对其用过的工作站进行搜查,结果发现,伊古萨离职的前一天,向私人邮箱发送了6M的文件。

  其中一个5.3M的文件,正是FRoute和QPlace的源代码!

  机警的科斯特洛,立刻向警方报案。

  随后,地方检察官搜查了伊古萨的住所,不但在其电脑上找到了源代码,还搜到了他跟徐建国等人的约会和转账记录。

  伊古萨随后被指控犯有六项重罪。Cadence则雇用私家侦探,继续对他进行24小时秘密跟踪,并且很快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即便已被检方指控,伊古萨依然搬进了距离ArcSys仅一个街区的办公楼,并多次前往ArcSys总部。Cadence的私家侦探甚至拍到,伊古萨在地下停车场从ArcSys一名高管手中,接过装满现金的信封。

  调查人员还在伊古萨办公室的垃圾桶里,找到一份文件,显示被指控之后,他仍在试图修改源代码,以消除Cadence的痕迹。

  伊古萨只是徐建国众多的笼络对象之一。1995年初,双方约定的挖人条款到期后,徐开始疯狂招揽Cadence的员工,短短一个月便挖走了9人。

  科斯特洛则无一例外,对所有辞职者的电脑进行了搜查。而且果真又有重大发现:一个名叫郑志良的工程师在离职前,复制了一个压缩包文件——byebye.tar。

  压缩包里,不但有最新版的FRoute和QPlace,还有尚未发布的VSIZE算法——这是一种尺寸优化算法,能够告诉芯片设计师:给定电路数量的电路,芯片必须做多大?

  一年后,已更名为Avant!的ArcSys发布了具备相同功能的第二代产品——ArcCell XO。一位同行惊呼:“他们奇迹般地在一夜之间开发了它。”

  诸多迹象表明,Avant!确实抄袭了Cadence的技术,但科斯特洛手中并无直接证据。

  直到杰夫·马克汉姆在客户的电脑上看到那惊人的一幕,并断定自己抓到了Avant!的ArcCell XO抄袭Cadence的铁证:抄得连Cell3的错误都忘记改。

  当马克汉姆向自己汇报在客户那里的奇遇时,科斯特洛内心狂喜:

  这下,终于抓到了狐狸的尾巴。

  他立刻聘请外部专家,对两款软件的源代码进行评估,结论是:“很明显,这是一种大量复制源代码的行为。”随即,科斯特洛向地方检察官报了案。

  硅谷历史上的旷世奇案因此渐入高潮。

  1995年12月5日,20多名警察和FBI特工突袭了Avant!总部,移走计算机、文件和磁盘,并对员工进行盘问。他们从公司创始人伍自立的办公室搜到的资料显示:

  1991年2月底,伍自立和廖裕人、卓允中、蔡孟彦四人,从Cadence辞职后,短短19天就完成了47000行代码。但一个程序员,状态好时,平均每天也只能写100行。

  这些代码背后的数据库技术,是布局布线软件的基础。尽管Avant!声称,使用了公开的源代码。但检方依然怀疑,它们是抄自Cadence的Symbad数据库。

  第二天,Cadence正式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同一批人,三次闯入我家,偷走我最有价值的物品……我感到震惊和愤怒。诉讼的目的只有一个,为Cadence数百名才华横溢的员工讨回公道!”

  法庭上的科斯特洛,显得格外激动。

  检方也派来强硬人物,圣克拉拉县副检察官、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朱利叶斯·芬克尔斯坦。

  “这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而是彻底的盗窃案。”芬克尔斯坦义愤填膺。

  但在徐建国看来,Cadence这是滥用法律制度。

  “这是典型的公司恐怖主义。一些大公司变得自满,当技术被小公司超越,又无法在市场上取胜,就诉诸法律和抹黑手段!”

  “这真是愚蠢,来吧,乔(科斯特洛),让我们战斗!”

  他还在一次记者会上,将20多名博士员工一字排开,让媒体拍照:

  “我们雇用了世界上最有才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有能力研发尖端技术,何必去偷别人的东西?”

  法庭内外,两个男人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逐渐偏离了轨道。

  徐建国指责科斯特洛,在警方搜查之前,伙同手下员工,卖空Avant!股票获利。许多人甚至有生以来第一次卖空股票。

  科斯特洛则辩称,自己为了避嫌,早在突袭前几个月,就清空了头寸。为此,还亏损了30万美元。

  这个一手缔造了Cadence的辉煌,曾在万圣节扮演蝙蝠侠克星的男人,同徐建国一样,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诉讼开始后不久,他便发起舆论战,同华尔街分析师打电话,给Avant!客户发邮件,告诉他们:

  FBI已提起刑事诉讼,员工已成群结队离开,Avant!马上就会倒闭!

  作为Cadence的支持者,美国著名技术作家丹·吉尔莫尔甚至抛出一个极具挑衅性的问题:“公司是否应该被处以死刑?”

  但在换工作如同换衬衫的硅谷,科斯特洛并没有赢得多少同情和支持。在“硅星人”看来,诉讼手段很LOW,靠创新赢得市场,才光荣!

  很多当地的记者和客户指责科斯特洛,利用法院,殴打弱小的对手。芯片制造商S3的一位客户还给他发来一封言辞激烈的邮件,上面写道:

  “故意在法庭上搔首弄姿,你这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Mentor公司CEO沃利·里内斯评价:“这不过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争斗!”

  更多的人则认为,双方都很肮脏,科斯特洛制造了一种令人抓狂的气氛。“乔的立场是,他们偷了代码,应该倒闭。但业界对此并不认同。”

  连董事会、客户和朋友,也都纷纷敦促他,放下执念。

  徐建国更是不忘在《商业周刊》上补刀:

  “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更喜欢讨论我,而不是Cadence……因为Avant!产品的性能大大优于Cadence。”

  舆论的质疑、对手的嘲讽、身边人的不解……令科斯特洛肝肠寸断。万念俱灰的他,最终在1997年离开了Cadence。

  理由是,与Avant!之战,令自己感到恶心!

  科斯特洛的退出,并没冲淡两大EDA公司的火药味。

  1996年,在律师的建议下,Avant!采用“洁净室”手段,重写了涉嫌侵权的代码,并将新一代产品命名为Aquarius。

  徐建国和他的团队,极力想洗脱这场官司和罪名,并宣称,Avant!致力于以更先进的超深亚微米技术,来解决客户最棘手的问题。

  “我们希望Cadence可以将法律纠纷抛诸脑后,在开放市场中竞争。”

  但Cadence认为,Aquarius不过是ArcCell的重命名版本,对Avant!穷追不舍。

  事实上,自1995年底发起民事诉讼来,Cadence便不遗余力,寻求法院的支持,以禁售Avant!的相关产品。

  更令徐建国生气的是,1997年4月11日,圣克拉拉县检察官芬克尔斯坦向法院提起了刑事诉讼。

  行动前,芬克尔斯坦通知了Cadence律师,却没有告之Avant!。

  消息传出的当天上午,Avant!股票短短三分钟成交45万股!此后几个交易日,股价狂泻50%。

  这彻底激怒了徐建国,“我要为此战斗至死!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一位高管事后回忆道。

  愤怒的徐建国,不惜代价,组建了一支豪华的辩护梦之队。

  这些旧金山湾区最顶尖的商业律师,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焦土战役,运用各种手段,先后让三位法官离开。

  徐建国还聘请著名媒体顾问,曾帮助克林顿度过白水门危机的马克·法比安尼,发起了一场广告战。

  这排山倒海般的阵势,虽然有效阻挡了Cadence的进攻,但也仅仅只是阻挡和延缓。

  毕竟,理亏的一方是Avant!。而Cadence也从没打算放过它。

  1997年9月,美国上诉法院判令Avant!,禁止销售ArcCell系列产品。

  一年后,Aquarius也遭到禁售。

  即便如此,Cadence依旧不依不饶,继续将目光投向Avant!的最新一代产品Apollo,甚至是更先进的下一代产品Astro。

  更“难缠”的还有检察官芬克尔斯坦,为了推进案情,他转而采取大陪审团方式。

  原告方的坚持不懈,令Avant!精疲力竭。整个2000年,徐建国目光东移,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台北和上海两地,逐渐淡出硅谷。

  随着诉讼的推进,Avant!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虽然收入在增长,人才却在不断流失。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管理层决定:伏法认罪!一场持续了近六年的硅谷大案,渐入尾声。

  2001年7月25日,整个庭审进入最后的环节。

  法庭上,圣克拉拉县法官康拉德·拉辛大声质问伍自立:为什么从雇主那里窃取数据库?

  伍称,当时年轻,经验不足,天真地认为,复制这些代码并不构成犯罪。

  已离开Cadence多年的科斯特洛,亲自出庭作证,谈到徐建国时,他情绪激动,忍不住调高音量、声音颤抖。

  “整个公司建立在一连串的谎言上,无一例外!”类似“叛徒”“谎言”等字眼,不断出现在其证词中。

  最终,徐建国等六人,以及米奇·伊古萨,以不抗辩承认了罪行,公司被判处1.95亿美元罚金,加上对个人的罚款,共计2.65亿美元。

  除徐建国外,其余几人,均被判处一到两年的监禁或缓刑。宣判当天,徐以心脏病为由,辞去总裁一职,随后搬回了台湾。

  对于这样的结果,科斯特洛兴奋不已:“谢天谢地,太棒了!它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偷源代码是不能容忍的犯罪!”

  检察官芬克尔斯坦更是宣称:“对硅谷和软件业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

  大仇得报的科斯特洛有理由高兴,徐建国也得以全身而退,但两个男人的执念之下,本该成为EDA行业双子星的Cadence和Avant!,却两败俱伤。

  对Avant!来说,2.65亿美元罚金,比其历史上积累的利润总和还要多!

  不仅如此,庭审宣判后不久,另外两大EDA巨头Synopsys和Mentor,悄悄派人前往台湾,密会徐建国。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Synopsys以7.81亿美元,拿下Avant!,创造了EDA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

  由此,Synopsys成为横跨前、后端的EDA软件巨头。

  不久,Cadence痛失行业冠军宝座。

  一度濒临绝境的80年代EDA三巨头之一的Mentor,也得以东山再起,重回三强之列。此后二十年,EDA行业的大格局得以确立。

  有意思的是,当年那个发现屏幕异常的工程师杰夫·马克汉姆,最后获得了百万赏金。

  而曾经出卖了公司的天才伊古萨后来加盟SPC公司。但很快,SPC便被Cadence收购,伊古萨得以重回Cadence。

  Cadence和Avant!大战,在硅谷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却又令人嘘唏的一页。

  一家华人主导的EDA公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崛起为行业巨头,创造了华人软件业的奇迹。

  但同时,它又以一种耻辱的方式落幕,给整个华人圈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商业周刊》曾经评价,这是硅谷历史上最戏剧性的白领犯罪故事。

  但仅以犯罪和耻辱来形容Avant!,显然有失公允。

  事实上,在Avant!后期,徐建国和他的团队曾极力想摆脱早期抄袭的阴影,他们大力投资下一代技术。

  在第三代产品Apollo中,他们集成了Jupiter等前端技术,差一点就在Synopsys之前,成为横跨前、后端的EDA巨头。

  1997年通过收购获得,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优化的时序驱动技术,更奠定了其领先的市场地位。到2001年,几乎与Cadence平起平坐。

  下一代产品Astro,在时序优化方面,比之前产品快30倍,以至被Synopsys收购后,成为后者的主打产品之一。

  即便早期的ArcCell,根据Cadence当时聘请的专家评估,145万行代码,也仅有几千行代码涉嫌侵权。其余大部分代码,均为Avant!的心血之作!

  法院的判决,也不支持Cadence对Avant!下一代产品Apollo和Astro的禁售诉求。争议主要集中在ArcCell的数据库代码上。

  在那个IP观念还很淡薄的年代,对与错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有时,在利益的驱使下,难免走得太远。

  Avant!剽窃了盖地基的几块砖头,但不可否认,其技术是先进的,也因此才赢得摩托罗拉、朗讯、TI、AMD等众多大客户的信赖。

  尤其在徐建国任期内,Avant!连续30个季度实现财务增长,成为EDA历史上增长最快也最赚钱的公司之一。

  对此,其竞争对手、Get2chip公司CEO伯纳德·布劳恩曾评价:

  “Avant!是一家拥有强大产品的公司。有些人犯了错,不得不付出代价。但如果说,仅仅因为偷了一些代码就成功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作为唯一出庭作证的华裔人士,徐季平痛心疾首道:

  “Avant!是1300多名科学家、工程师共同打拼的结果,他们的心血不应该被忽视!”

  徐建国和Avant!身处硅谷历史上,一个沸腾而激动人心的大时代。无数技术天才,在摩尔定律的推动下,不断创造着奇迹。

  华人在其中留下了璀璨的篇章。

  除徐建国外,黄炎松曾是Cadence的前身——ECAD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南宁曾在Montor担任副总裁……

  他们和缔造了Avant!奇迹的那批人一样,用实力向外界证明了,华人在EDA编程方面一点也不弱!

  如今,那个属于硅谷的激荡年代,已渐渐冷却。

  但在大洋彼岸,一种想要改变世界半导、 体产业规则,进而掌控自己命运的激情,却如海啸般激荡在14亿人心间。

  几千亿国家大基金、数十万专业人才,正涌入半导体产业,其中就包括最上游也是技术最尖端的EDA领域。

  中国工业软件的春天,来了!

  1、 《阿凡提:一个硅谷丛林的故事》2001年

  2、 Sold Short: Uncovering Deception in the Markets,Manuel P. Asensio,Jack Barth,2001

  3、CASE: Cadence Design Systems and Avan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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