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市郊住居的黛西37岁了，在过去平稳得有些乏善可陈的十多年里，她都在一家保险公司的呼叫中心按时上班：接听客户来电，无论是询问投保条款还是咨询理赔事宜，她都能以千篇一律的甜美声线对答如流，然后在客户说完“谢谢”之后挂上电话。嗯，总之像个机器，所以当这个故事出现在那本名为《与机器赛跑》的书里时，你就可以想象黛西的命运——因为像个机器，黛西被机器解雇了。

　　自十九世纪卢德分子砸烂纺织机开始，机器与人类之间就被贴上了对立标签，但没有哪次对立能抵得上你我身处这个时代的集体恐慌。举个近在眼前的例子，如今专车的崛起令全世界的出租车司机心生不安，也让专车司机看起来像是享受技术的既得利益者，但若将视线稍稍拉长，当无人驾驶真正普及，专车与出租车的争吵或许将只留下史料意义。

　　再随便说几个例子吧——相信我，这些例子会是后辈们心中的反问句：咦，这些事难道不就是机器该干的吗？

　　还记得在智力竞答节目《危险边缘》上风光无限的沃森吗，它早已能胜任更复杂的工作啦，譬如为退伍老兵提供选择定居地点及购买保险的咨询服务（可怜的黛西），或是为主厨炮制新的食谱；在医学领域，一种专门为病人注射麻醉剂的机器人已在西雅图的医院派上用场；一种负责行李的机器人已在硅谷的一家酒店替代了大厅里微笑的服务生；当然，你知道，机器人撰写新闻早已不是新鲜事——事实上，任何有关海量信息处理的文书工作都能由机器胜任，无论你是记者，会计还是律师。

　　总之，若你运气不佳，机器的雄心勃勃足以让你瞬间失业。于是人们终于开始疑问：当我们在谈论机器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技术性失业

　　其实早在80年前，凯恩斯就深陷不安：“我们正受一种新疾病的折磨，它的名字会在未来的岁月反复被提及——技术性失业：我们新发明了大量减少使用劳动力的手段，却尚未及时给劳动力找到新的用途。”然而直至近些年，受限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就业市场时，才真正开始考虑技术的影响。在前文提及的《与机器赛跑》里，MIT的两位作者布林约尔松与麦卡菲就一针见血地写道：“在谈论美国就业岗位时，人们一般会提到经济的周期性，离岸外包，税收监管，不同经济刺激手段是否明智、功效如何，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在如今对失业型复苏的主流讨论中并不见对数字技术影响的研究。”

　　嗯，宏观经济的繁荣并未改善大多数家庭的生活。原因非常明显：新技术疾风骤雨般提高了人类的生产率，却不再与高就业率有关。《纽约时报》举过一个讨巧的例子:1960年，美国最大企业通用汽车拥有近60万名员工；2012年，市值更高的苹果公司在全球只有6万人——相较50年前，只需1/10的员工就能运转一家更大规模的企业；而Facebook只有三千人；Twitter三百人；维基百科57人——它们都在以某种方式改变了世界，却再也用不了那么多人了。

　　当然，面对机器的来势汹汹，人类也无需过于绝望，毕竟文明史上因机器陷入焦虑并非首次:1862年，美国90%的劳动力是农民，20世纪30年代，数字下降到21%，如今则不到2%。“旧的、低技能工作被取代后，新的、需更高技能的工作出现，流转出来的劳动力接受培训后填补了这些新职位——这就是进步的方式。历史一再证明，当原来的工作被外包或实现自动化后，人们总能找到新的和更有价值的事情去做。”知名技术乐观主义者、《富足》作者戴曼迪斯这样表示。

　　无需赘言，正如福特替代了马车制造商一样，机器在消灭旧工作的同时也在创造新工作，且每一项都根植于先前的自动化技术：装配工，接线员，摄影师，网页设计师，快递员，网络骗子……这么说吧，如今你我正在从事的成千上万种工作，绝对会把1850年的农民伯伯吓得眼花缭乱。那么按照这个逻辑，2050年，当如今绝大多数工作被机器取代，新产生的工作也会令我们像农民一样眼花缭乱。

　　当然，你也可以像拉里·佩奇一样，从另一角度审视失业问题。作为这个星球上最著名的乐观主义分子之一，佩奇认为，一旦工作被技术替代，再浪费时间去追求这样的工作简直不可理喻。“每个人都要像奴隶一样低效地工作以便保住工作是毫无意义的，这不可能是正确的答案。”在他看来，人类已有足够的资源自给自足，如今人们正做的一些蠢事——譬如破坏自然环境，部分原因就是人们需要工作，这是个非常愚蠢的做法。佩奇还祭出了所谓“10倍更好定律”：新技术会令商业效率提高10倍，而不是10%，哪怕人类工作将被颠覆，短期内也会由需求品的成本下降弥补，这样的话小康生活的成本也会变低很多。

　　道德困境

　　不过，你知道，哪怕科技本身属于中性，但在代替人类工作这件事上，却也总会引发一些与技术无关的问题，譬如与人类文明史交相辉映的两个字：道德。

　　最直接的矛盾之一也许来自医疗行业。举个例子，已有科学家展开想象，除了让“无生命”的机器人执行类似拆弹这样的任务，它还可应用于救援救灾领域，譬如让机器人帮助救援人员埋葬尸体。正如你所知，这样做虽非常高效，但就像救援机器人专家、德州农工大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教授罗宾·墨菲所说：患者的家庭往往不能接受至爱的尸身被一架机器来处理。我们能让机器人来做这些，但在文化上会很敏感。

　　若你认为这个例子不具参考性，那你真应该看看《群体性孤独》这本书，书里有个与你更近的例子：艾幸格设计了一款名为“多莫”的机器人，它能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机器人保姆，虽然老年人与“多莫”的相处看似无比甜蜜，但《群体性孤独》的作者雪莉·特克尔却充满疑问和不安：难道人类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就这样被机器取代了？但在艾幸格看来，人类其实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并不真正关心我们的东西一样可以抚慰我们，我们从宠物身上获得安慰，动物对我们的感受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人类不能接纳机器人这种有着新局限的新关系呢？除此之外，艾幸格认为：“我们也从别人身上获得安慰，但安慰的动机却毫不知情，比如生病住院时，护士握住我们的手，安慰照料我们，但这位护士内心深处是否真的关心我们重要吗？如果只是例行公事，好像编程出来的行为又会怎样呢？按程序行事的护士是不是真人，真有那么重要吗？”

　　你得承认，这是个一时间令人无言以对的观点，你当然可以搬出“人类有同理心，有镜像神经元”的生理层面解释，但毫无疑问，机器人的崛起足以将人类推向一个不小的道德困境。而更“可怕”的是，来自MIT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不久前表示，机器人主导工作这事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因为人类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感到更幸福——相比于人类上司，人们更愿意从机器人手中接受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