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治模式不仅能够像法律那样去惩治坏人、约束小人，而且还能够像道德那样鼓励人们积极向善，有助于真正实现“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君子社会。这在当今社会很多领域已经开始践行或尝试

　　文 | 王家国

　　责任编辑 | 尹丽

　　与传统的法治等概念相比，“数治”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或社会治理理念和模式。其核心的内涵是，在社会治理的某些领域，可以直接实现“数据治理”。

　　“好股”与“好人”

　　历史上，理性主义兴起的时代里，人们用法律代替国王，实现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在今天，在人工智能兴起的大数据时代里，人类社会正在悄然兴起一种更新颖的或升级版的社会治理模式，即“数治”。

　　在理性主义时代里，人们用一套更为明确化的标准来升级或弥补国王治理中经常出现的“权力的傲慢”或任意性，用外部标准来部分地取代自由心证。

　　而到今天这个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里，人们更需要一种实证的、可量化的参照系统来升级和弥补法律规则的模糊以及在法律实现环节中的不确定性，用人工智能来部分地取代人。这种可实证的、可量化的参照系统就是数据。

　　这种纯粹学理化的表述，许多人可能看不懂或不一定能完全接受。我们不妨打个比方，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以证券投资为例，要想每次投资都很成功，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就得找到“好股票”。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找到那个“好股票”呢？

　　通常的做法是，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个人的知识面和判断力。这就类似于古代社会治理中要寻找一个全能全知的国王，才能有好日子。

　　但实践证明，每个人在买入时都自以为自己是那个国王，结果却发现，绝大多数人亏损惨重。于是，人们不断反思并渐渐认识到，光凭个人判断或经验是无法解决问题或达到目的的，必须另辟蹊径。

　　一部分聪明的人开始着力探索一套判断“好股票”的外部标准或办法，比如公司主营业务可持续、产品畅销、管理团队优秀、财务报表健康、市盈率不高等。这就像近代社会走上法治轨道一样，人们不再相信上帝或国王治理，而是通过民主的机制来寻找一套外部确定的标准，从而实现过好日子的愿望。

　　遗憾的是，人们依然在实践中发现，即使是完全地按照这套外部标准或办法来刻舟求剑式地实盘操作，投资者依然亏损累累，无法摆脱“9亏1赢”的铁律。甚至，人们对什么是“好”股票的判断根本无法达成一致。这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凭短时间的接触无法准确地判断谁是“好”人一样。

　　那么，有没有一种更为可信的办法，来解决对“好股票”“好人”的判断？我们认为，在数据时代来临之前，是没有的。或者即使有，也是千人千面、莫衷一是的。但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里，这个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在证券投资领域，人们使用的办法就是量化交易（又称为算法交易或程序化交易）。即利用自编的一套程序来定向搜集外部的海量数据并加以分析和计算，最后由该程序系统自动给出一个“大概率”胜算的操作方案，并由该程序系统自动完成交易操作。

　　在这个过程里，除了人工编写程序和开机、关机外，基本不需要人为干预，即可实现对好股票的判断和高胜率的操作。仅中国市场而言，全A股市场有4000余只品种，每只品种背后都有海量的数据需要搜集、分析和计算，这种超强的工作量对于纯粹的人工来说，即便是最强的大脑也无法应对。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人工智能（程序和数据），即整个判断与操作过程，由数据来决定，用数据来治理。

　　数据化信用

　　生活中同理。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君子还是小人？这个问题不只是个简单的道德理论问题，它其实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生活尤其是金融活动。因为金融资金的投放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它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该笔拟投放的资金是否安全、能够及时回收，即借款人能否正常履约。

　　传统的做法是签约、提供担保品或保证人等，但这些传统的做法显然已经无法应对现代年轻人的生活需要。因为它们不仅手续繁琐、历时太长，而且抵押担保的要求太高，甚至即便符合贷款的条件或标准、提供了担保品，也可能不被银行经理批准，因此无法满足现代年轻人的金融需求。那么，应该怎么办？

　　一些提供网络融资服务的平台给了我们启示。它们往往不需要人们提供抵押物，但坏死账却比要求提供抵押品的传统银行还少，原因是信用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利用人们的日常行为所留下的数据痕迹，它们计算人们的信用分值，并进行信用等级排序，一些信用分值或等级高的人就会被赋予更多的贷款额度、更多的免费服务项目。

　　反之，一些信用分值不高的人则额度相应下降，而那些基本被判断为信用很低甚至没有信用的人则根本一分钱额度都没有。

　　这种纯粹的“数治”样态或治理模式，在社会生活中四处可见。比如，开车时打开的地图软件可以根据数据计算结果，帮助驾驶者避开拥堵路段，或是选择收费较低的路线，等等。这些通过数据来对人们行为进行调整的新的社会治理方式，未来必将不断推广并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些所谓的“数治”过程中，不需要作相应的道德判断或法律适用，而只需要数据、程序和开机。“数治”无法完全取代德治与法治，但它必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治理角度或途径，对德治与法治起到极为重要的升级和互补作用。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或能否接受得了，它终将到来。

　　“数治”治小人

　　“数治”与传统德治与法治有许多不同。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数治”可以真正地“治小人”。

　　“小人”这种说法虽然不是现代法治文化中经常使用的词汇，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个不是很准确的表述是：德治君子，法治恶人，而数治小人。

　　一个社会或个人之所以失范，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小人”演变为“恶人”前，没有相应的社会治理与真正有效的约束措施。虽说道德治理就是提倡人们做君子、不做小人的，但事实上，仅凭道德说教来感化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此，难道就没办法治理了吗？当然不是，办法就是建立以数据为基核的信用评级，把人们的极端行为记录在案，作为信用评级的依据。其信用等级将直接影响个人的社会信用度和生存空间，甚至包括就业、择偶等。

　　当然，“数治”模式不仅能够像法律那样去惩治坏人、约束小人，而且还能够像道德那样鼓励人们积极向善，有助于真正实现“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君子社会。这在当今社会很多领域已经开始践行或尝试。

　　比如，浙江省杭州市公安部门积极探索“数治”交通，推出“优驾自动容错”或“小错免罚”政策，即对于3个月内无违法违规记录的车主，首次发生违犯错峰限行、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临时违章停车3种类型的交通违法行为的，予以警告，但不进行罚款及记分。在这些行为过程中，程序对行为的判断、记录、分析、应用，甚至“警告”通知的发出，都是电脑自动完全的，实现全程“数治”。

　　也许有人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得如此抬高“数治”的应用价值。但试想一下，它完全可以推广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推广到武汉疫情援助、河南水涝赈灾等无数正能量施救中。

　　如果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信用系统，鼓励人们积极向善并实现好人好报，真正建立起来一个“信用社会”，那么，违约与违法行为还会多吗？这个社会又有多少老赖和小人的生存空间？

　　当然，“数治”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但“数治”确实值得人们期待。